2025年2月15日，星期六，孕35周，我on call的第五天。本组的on call两人搭档，一人为primary一人替补，八个小时互换一次，如此持续一周。按照计划，这应该是我生产前的最后一次on call。再过一周，我就可以休假了。
白天的shift我是替补，于是得以出门散步买菜。这天天气不错，我绕远路去了wholefoods。刚好有人堵在店门口抗议亚马逊关闭魁北克的warehouse。作为左棍，抗议者过来与我攀谈我当然不能回避，但又实在想去购物，只好拿了人家的传单以示solidarity，再悄悄从后门绕进去。又去“不太甜”的网红糕点店给丈夫买了点心，转念一想印度人肯定不会欣赏“不太甜”的微妙，在回来的路上就吃掉了点心。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这一天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心无挂碍地散过步。 当天晚上我是primary oncall，好在无事发生。我像往常一样为第二天做了早饭，给下周备了餐，到了十点该睡的时候，我发现我破水了。
到了BC Women’s 的急诊室，首先做了一系列检查：确认破水，检查有无感染，胎心监测。之后就开始挂抗生素预防感染。宝宝是臀位，在简中世界臀位+破水似乎是一件很凶险的事，以至有人分享应对方法，什么垫高臀部、不得自行前往医院、要求医生立即手术、一定要人间清醒。但BC Women’s的护士们并没有显得很紧张，也没有限制我活动，只让我留意胎动。因为已经孕35周，所以不会努力推迟分娩。但又因为是长周末只有做紧急手术的on call医护，所以计划是等到周二再做决定。我跟护士说好巧啊我也在on call，但现在是my end of watch了。于是一手打着点滴，一手给同事发消息找顶班的人。
第二天，丈夫提醒我应该告诉朋友们我住院了。我从来不喜欢因为私事麻烦人，他不提，我是真想不到要说，也自然没有告诉父母。我很庆幸我发了消息，朋友们带来了贺卡巧克力八卦和很多友爱。一个刚刚生产不久的朋友听到消息当晚就带着新生儿宝宝来看我，给我很多安慰和鼓励，而这只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妈妈们就是这么仗义。
住院的第三天，周一，夜里丈夫回去之后没多久，我开始宫缩。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医生来内检，说是摸到了”a limb”，要立即手术。这时候周围的护士们以一种我在加拿大没有见过的速度涌来做术前准备。我知道丈夫再赶过来至少要两个小时，肯定是等不到了，就自己签了字进了手术室。就这样被陌生人围绕着，我第一次见到了女儿。 关于手术无甚可说，也许因为没有人与我反刍这段记忆。术后的白天也浑浑噩噩，大部分的记忆是关于我自己的。我记得护士每隔几个小时来检查麻醉消退的程度，到了下午确认我可以摘掉catheter、行走。女儿的保温箱就在我身边，但我不记得给她喂过奶。
关于她的记忆是晚上开始的。当时她的血氧时时发出警报，我记得我一次又一次摇起病床，挪到她身边，从IV、鼻饲管和监测线缆之中找到能下手的位置，抱起她放到我胸口：我成了一个永远on call的人。
产后第三天，我作为产妇已经被discharge了，但女儿还不能出院。作为她的companion，我也还住在NICU里，日日夜夜与孩子在一起。BC Women’s 有全省最好的NICU，母婴同室在可以望见雪山与海的地方，实在奢侈。
剖腹产并非小手术，医院给了氢吗啡酮阵痛，这个药的副作用是便秘。在泵奶、洗瓶子、应付住院医之余，我找到一个小小的间隙可以躲进厕所里努力。还没能享受这片刻独处时光，有人打电话来自称是public health nurse，简单问了我和新生儿的情况，就叮嘱我每三小时泵一次奶，以及记得预约接种疫苗。我一面满满答应，一面十分恼火，为什么不打给孩子她爸呀！
也是后来才渐渐留意到的：我自入院以来，医院虽然十分鼓励丈夫围观生产，但没有人真的在意他姓什名谁电话几何人在何方（全民医保不用家属交钱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小孩的出生证明由我们自行申请，从父姓，但她直到出院，在医院系统里的代号是baby girl chen（我的姓），甚至直到我们注射六月龄疫苗的时候，才有人提醒也可留下父亲电话作为补充的紧急联系方式；护士们不但记录婴儿的状态，也记录母亲也就是我是否配合学习照料婴儿、是否每隔三小时泵奶——这个病房里住着本国最年轻的公民，她的安全和福祉就是health authorities最关心的事，而母亲是此事唯一的抓手。往好处想，此地大概没有保大保小这种剧情，也没有丈夫签字才能做无痛之说。
怀胎十月，不就是为了成为母亲么？成了母亲，不就是要在最初的时刻为另一个生命负责么？但对我来说，这种觉悟并没有并没有随婴儿一同到来。比起挺身而出坦然承担，我更想蜷缩在家人身后撒娇抱怨。
也是在产后第三天，我的乳房开始发胀发硬。看我茫然无措，NICU的护士帮我约来了lactation consultant。她找来一堆枕头毯子，在我周围搭出一个天空之城一般的装置，再把小孩放在上面鼓励她衔乳，又找来各种型号的乳盾让我一一试过。折腾一番，我终于明白，她是想教我，在乳房坚硬的情况下如何哺乳。在专家看来，乳房发硬不是一种病，甚至不是一个症状。
What about me？这是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没问出口的话。作为被照护的对象，这话大概不必说出口，自然有人替你考虑。但成了照护者之后，我才明白，self-care也是照护工作的一部分，为了照护者能持久地工作下去。
好在和过去这一年育儿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一样，你不管它，过几天也就好了。只要能撑到那一天。
十天后，孩子从NICU出院，我也才第一次走出医院重见天日。二月底的风已经带有一丝温润的暖意，下午五点天也没有全黑，季节的变迁并没有因为我在医院里待了十几天而暂停，那么我的生活也会如我熟悉的四时流转一样稳步向前吧？有一瞬间我是这样想的。
回了家，才看到我的房间已经变成了小孩的nursery。丈夫在这些天里挪走了我的书桌、显示器、书籍纸笔，搬进来婴儿床、尿布台、哺乳椅。破水那天晚上我摘下的戒指，他替我收好了，我至今还没有再看到它。
离开这间屋子之前，我一天中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坐在桌前盯着显示器，时而抓耳挠腮，时而长吁短叹，也有时解开了一点也许别人一望即知的谜团，则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工作于我，意味着什么呢？2018年，我感到无法在中国继续做媒体工作，离开腾讯大家来加拿大读书。2020年，我拿到了第二个无用的硕士学位。疫情之中百业萧条，像接纳天坑专业博士生一样，软件工程行业也接纳了我。和人我总是说，混口饭吃罢了。但是私底下，我也想在职业上更进一步，又或者只是想弄明白事情背后的原理。这个领域足够深广，给了我足够的智力上的挑战，让我无暇再问这样的人生有没有意义。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没有什么白领工作比养育一个孩子更有意义，这毫无疑问。不能再毫无节制地对着屏幕，绝非憾事。可是如今桌子和显示器没了，我不知道如何措手足，这给我带来的震撼，比医生把刚从我身体里拿出来的新生儿放在我胸口更持久而强烈。
我在储藏室放了一个椅子，电脑和书，戏称这是我的man cave。我想把这个储藏室当成一个楔子，在被育儿工作占满的生活中一点点注入其他内容。然而空间安排上的变化尚可以闪转腾挪来应付，育儿工作对时间的要求则是绝对的，无情的。从尿布台边的窗户望下去，几条街之外有一棵玉兰树。我天天看着它，盼望有一天能到树下去看花。从它影影约约有了花苞，到盛开成一朵白白粉粉的云，再到绿叶成荫，我没能离开房间半步。
不能下楼看玉兰花的忿懑促使我在泵奶的时候、婴儿小睡的时候，断断续续写下上面的文字。转眼又是玉兰初绽的时节，回望去年此刻，我知道这些心情存在过，但已不能感同身受。我的小孩从一个不定时啼哭的pager变成一个在我面前徐徐展开、充满其个性与抱负的生命。我这才明白，小孩才是这个楔子，在我生活里注入了之前没有想到的内容。